极度隐私什么结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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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,一曲《致青春》使得韩寒成了“小鲜肉”,也成了一个千万少女的梦。但时间再倒退个五六七年,当时的韩寒还只是一个把诗写在后视镜上的叛逆少年。 1998年,以“叛逆”著称的韩寒用1700字写出了《穷人》。“他妈逼我考大学,考大学的都有本事,我没本事,我没法跟我妈扯这个,因为我现在是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候,我宁愿把时间浪费在我很有本事的大学生年代”。这个17岁的少年既叛逆又清醒:他宁愿把一生中最有才华的阶段献给大学,也不愿意被大学剥夺生命的自由。

1998年,同是17岁的少年沈铭书却把自己的未来钉在高考的战车上:“我的信仰就是考大学,我这一生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,我不存在别的选择。”从被剥夺自由到自我奴役,不过差了一个高考的距离。

2005年,丁一凡去北大招生宣传,用了一年的时间,也只招到了两个学生。其中一个叫陈恒,“北大是我一生不可能到达的顶点”,这个少年在自信中掩不住骨子里的骄傲。他注定不会像他的父辈一样平庸。北大是多数中国人的梦想,可这里也成为了少数人的魔镜,让少数人看到了自己平庸的一生。

2015年,陈丹青在《退步集》中感慨:“我越来越相信,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终身兴趣和好奇心,而不是培养职业人才。人的天性和才能很多是从童心身上直接涌现出来的,成人世界的规矩总是扼杀天性。所谓教育,其实最终是面对自己,找到自己,培养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爱好。”

但是中国的高考制度下,培养兴趣和爱好,无异于破坏自己一生可能最好的通道。在绝大多数人听来,沈铭书的话丝毫没有炫耀的意味,“我的未来被提前订好了,我现在只是走一个过场。”

在这个过场上,尽管有诸般滋味,但更多的是一种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的高贵和骄傲。多少年后,这个17岁的少年是否还记得当初站在高考的分水岭上对前途的茫然,以及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所做出正确的选择,让未来的生活充满光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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